接下来如何走？

办公室的挂钟指向六点整，同事们像退潮般涌向电梯，我坐在工位上，手指悬在关机键上空，突然被一根无形的线牵住——四点五十分那份辞呈还藏在抽屉里，右下角的签名力透纸背,是我昨晚用钢笔反复描了三遍。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母亲发来的照片，老屋门前的梧桐又开了花，紫色云朵般缀在枝头，她说今年雨水足，树根把地砖都拱起来了，我放大照片，看见树影里藏着一把生锈的秋千椅，那是父亲在我十岁生日时焊的，风过时，空荡荡的木板还在微微摇晃,像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午后。

五年前毕业那个夏天，我也曾站在这样的路口，左手是北京总部的offer，右手是家乡稳定的教鞭，爷爷躺在竹椅里，用蒲扇赶着丝瓜藤上的蚊子，说：“娃啊，你看见对面山坳里那盏灯没？有人一辈子都在爬那座山，有人一辈子都在看那座山，说到底，都是过一辈子。”我没听懂,还是来了北京。

五年后，我在深夜的末班地铁里读懂了那句话，玻璃窗映出疲惫的脸，和那些回不去的人重叠，手机里存着一百二十八张凌晨的霓虹，却没有一张家乡的星空，朋友圈刷到高中同桌的果园开花了，他站在雪白的苹果花海里，胡子拉碴,笑得像拥有了整个春天。

我打开抽屉，辞呈静静躺着，每一笔画都像在问：“接下来如何走？”是继续修改那份永远改不完的方案，在下一次述职前添上几颗年轻的心脏？还是买一张明天最早的车票,让梧桐花落在肩头？

楼下飘来煎饼摊的香气，混着汽车尾气，是这座城市的呼吸，老板认得我，每次都会多撒一把葱花，他来自安徽，在路口支了十年摊，供出两个大学生，昨天他忽然说：“下个月不干了，儿子在上海买了房，要接我们过去。”他的铲子在铁板上划出金色的弧线,像在给十年光阴收尾。

原来所有人都在等一个“，像候鸟等待季风，河流等待入海口，诗人等待一句能安放一生的比喻，没有人能给出标准答案，路只在脚下展开,不在任何一张地图上。

我站起来，把辞呈放回抽屉最深处，打开窗，六月的晚风吹进来，带着远方花海的潮湿，手机又亮了，是果园同学的消息：“哥，苹果快熟了，来帮忙摘啊。”我笑了笑，打出一行字：“好，等我把这个项目做完。”

挂钟指向九点，整栋楼只剩下我一个窗口还亮着灯，但我不再觉得孤独，把方案重新打开，在结尾处加了一句：“允许一切发生，包括一场花事。”

关机时，窗外飘过一片梧桐叶，它打着旋儿，像在给我指路，而我突然觉得，无论接下来走向哪里，只要还在走,路就会在脚下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