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块钱的重量

我是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再次见到了那二百块钱的。

两张簇新的人民币,一张旧些，边缘起了毛，薄薄的，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用一根褪了色的橡皮筋扎着，安安静静地躺在那个铁皮月饼盒的角落里，月饼盒里没有月饼，只有一些零碎：几张我们小时候的奖状，一本翻了无数遍的《家庭医生》，几颗早已霉变的奶糖，还有压在最下面的，这二百块钱。

母亲走得很突然,病来如山倒，从确诊到离开，不过一百来天，我们兄妹几个忙前忙后，像个陀螺，被死亡的鞭子抽得停不下来，忙乱中，一些最细枝末节的东西，便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直到一切都尘埃落定，生活的滔天巨浪退去，那些被淹没的沙粒才重新显现出来。

这二百块钱,便是其中一粒，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

我认得那张旧一点儿的,那是我考上市里重点高中那年，母亲从镇上唯一一家绸缎庄买来布料，亲手给我缝的被面，被面是大红的，绣着鸳鸯，母亲说，图个吉利，那钱，是她当时卖掉攒了半年的鸡蛋换来的，不多不少，刚好二百，她把钱给我时，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生怕弄脏了那薄薄的两张纸：“拿着，穷家富路，别委屈了自己。”

我那时年少,只觉这钱沉甸甸的，是母亲的期望，是背上的山，后来，我拿着它，坐着绿皮火车，去了县城，去了省城，去了更远的地方，那二百块钱，化作了我的第一顿食堂饭，第一本习题集，第一张回家的车票，它像一颗种子，在我贫瘠的少年时代，开出了一朵颤巍巍的、名叫“的花。

后来,我工作了，成家了，日子越过越好，给母亲的钱，也从二百变成了两千，两万，但母亲总是推辞：“我有钱，你爹留下的退休金，够用，你们在大城市，开销大，留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她把我们给的钱，都锁在那个铁皮盒子里，说：“我替你们存着，等我的大孙子考上大学，统统给他当盘缠。”

可是,她没等到这一天。

我轻轻解开那根橡皮筋,一张一张地数着，新钱是当年我给她的，旧钱是她当年给我的，新旧之间，隔着一整个飞速奔流、令人晕眩的时代，而母亲，就坐在这个时代的对岸，目送着我，渐行渐远，却从未用自己的期盼，拴住我远航的船帆，她只在我回头时，挥挥手，说：“去吧，别挂念家里。”

城市里的我,谈的是融资，是期权，是几个小目标的“项目”，数字在屏幕上跳动，冰冷，抽象，像另一个星球的货币，我几乎忘了，二百块钱，曾是一个中国农村妇女对一个少年全部的爱与期待，是她用无数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劳，为我堆砌出的、最原始的、最滚烫的“启动资金”。

我突然想起一个作家说过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某个“二百块钱”里长出来的，那是我们生命的原乡，是我们出发的码头，无论我们最终航行了多远，看到了多么辽阔的山海，那个码头，和码头上那双粗糙却温暖的手，才是我们灵魂真正的锚点。

我把那二百块钱重新折好,用橡皮筋扎起来，放回那个铁皮月饼盒里，只是这一次，我没有盖上盖子，我把盒子放在书桌上，抬眼就能看见的地方。

夜晚的城市,灯火璀璨，流光溢彩，每一扇窗户里，都透出光，我不知道，在那些光里，是否也有人在清点他们的“二百块钱”，是否也有人，正被这世间最朴素的情感，烫得眼眶发热。

那二百块钱的重量,我此刻，终于感受到了，它不是沉甸甸的期望，不是山一样的责任，它是风，是光，是空气，当我远行时，我感受不到它，可当我停下来，伸出手，它就在那里，温柔地、坚定地，托举着我的一生。

它很轻,轻如鸿毛，可压在我心上，却重逾千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