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第五个路口的时候，终于确定，这座城是空的

路灯还亮着，空气里是消毒水和桂花香混在一起的味道，楼房的窗户黑洞洞的，偶尔有几扇开着，风吹过去，窗帘像河流一样流淌，地上没有垃圾，没有车，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像石子儿掉进深井里,越掉越深。

我数了数，手机在口袋里，没信号，电还有百分之七十三，这没什么用，我想，没人可联系的时候,手机只是一块会发光的砖头。

但我还是在走。

走到第八个路口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家亮着灯的药房，门没锁，玻璃上贴着“24小时营业”的红字，已经褪成了粉红色，我推门进去，货架上的药整整齐齐，收银机的抽屉开着，里面躺着一张二十块和一些硬币，还有一张小票，小票上的时间是今天早上六点十七分,那个人买了一盒感冒药和一包口罩。

他付了现金,找零忘了拿。

我拿起那二十块，塞进口袋，这没什么意义,但我想拿着。

收银机旁边有个收音机，我按了一下，滋啦啦的电流声，然后是固定的紧急广播：请市民留在室内，不要出门，关闭门窗，等待救援，播了一遍，又一遍，声音很平，像机器念的，又像人念累了,变成了机器。

我走出来，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月亮很白，白得有点过分，像有人在那上面铺满了雪，我忽然想，如果现在有另一个人，从哪个路口走出来，我会不会害怕？还是开心？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谁会死掉？

这个念头很早就有了，在第一天夜晚，在没有人回答我的呼喊的时候，整座城空了，但一定会有人死掉，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到安全的地方，总会有人，他的门没关好，他的窗帘没拉上，他在某个瞬间做了某个错误的决定，而现在，他躺在他以为安全的地方,死了。

可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住在哪条街，不知道他死的时候，有没有来得及把手机充上电，给自己的妈妈打个电话，说说谎,说什么都好。

我在这座空城里走，世界突然变得很大很大，大得能把一个人的死亡稀释成海，一个人的死亡就像一滴血掉进太平洋，看不见,也尝不到。

我甚至觉得，死在人群中是一种残酷的奢侈——有人看见你，有人为你哭，有人记着你的名字，可在空城里，你死了，像灯灭在无人经过的夜晚，没有任何人会停下来想想，这盏灯,昨夜还在亮着。

我从台阶上站起来，继续走，走到一个小区门口，铁门虚掩着，门卫室没有人，保安帽端端正正地放在桌上，杯子里的水还满着，茶梗立在水里，他走得很急，或者,没打算走。

我进了一栋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像受了惊吓一样一盏盏亮起来，我敲了门，每一层，每一扇，没人应，我停了停，听，什么也没有，连猫叫都没有，猫啊，可能也跟着慌了，或者，它们只是躲起来了,觉得人太吵。

三楼有户人家的门没锁，我进去了，客厅很大，电视开着雪花屏，沙发上有件薄毯子，掉在地上，像走丢的小孩，冰箱嗡嗡地响着，我打开冰箱，里面有块蛋糕，草莓味的，插着个小塑料叉，吃了一半，我想，这个人吃蛋糕的时候,也许外面一切都还好好的。

卧室很暗，我推开一点门，床上盖着被子，被子下面有什么，鼓鼓囊囊的，像人，又不像人，我只看了一眼,就退了出来。

我没敢掀开。

因为我知道，掀开之后，就会有一个“谁”了，那个人，也许死掉的时候，脸朝着墙，嘴唇微张，像一条离水的鱼，他的手机不知道掉在哪儿，最后一条消息写了一半：妈，我睡了，明天……

墙就那么看着他。

在那样一个时刻，我突然不敢知道任何人的真相，因为我发现，“谁会死掉”这个问题，简直是一个深渊：你问，就是在等一个数字，等一个名字，等一个画面，而一旦有了名字，死亡就沉重得像水银,灌进你所有内脏。

我退了出来，把门轻轻带上,像害怕吵醒一个正在死的人。

我继续在这座空城走路，走到天亮，走到太阳像一枚红色的硬币从楼群间滚出来，天光把我的影子投在地上，影子很长，也很浅,像一支快用完的铅笔。

我还是不知道谁会死掉。

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在这座城里，每一个没有名字的人，都可能在某一秒，在某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轻轻地断了呼吸，他们的身体慢慢变凉，像一块块石头,沉进一座城市寂静的海底。

可我还是走。

我知道，天亮以后，路面上会有些影子，不是人的，是树的，是风把塑料袋吹过街面的——那些塑料袋像一群无家可归的魂，漫无目的地跑，最后被一根围栏兜住,瘪下去。

我想，总会有人推开窗户，从某个我还没走到的楼里，喊一声：“喂——还有没有人？”

我把手举起来,像在旷野里接住一场雨。

而在那之前，在这座空城寂静的清晨，我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

在那些永远没有声音的房子里，会有一个人，死掉的时候,连风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