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空着的椅子

董事会会议室里的长桌尽头,那把真皮转椅已经空了两个星期，椅背上还搭着一条深灰色的羊绒围巾，是董事长走之前随手搁下的，没人敢去动它。

公司里渐渐有了传言,有人说董事长去国外动手术了，有人说他在秘密洽谈一笔足以让公司起死回生的大买卖，也有人说他其实哪儿都没去，只是每天清晨六点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

行政部的小周每天照例去擦拭那把椅子,用拧干的软布，顺着皮革的纹路，一下，又一下，她发现围巾上不知什么时候沾了一小片干枯的梧桐叶，褐色的，脆得仿佛一碰就要碎掉，她把叶子小心翼翼地拈起来，夹进了会议记录本的最后一页。

财务总监老吴是跟着董事长打天下的人,二十年前他们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民房当办公室，夏天只有一台吱呀作响的落地扇，那时候董事长还管他叫“吴哥”，两人蹲在马路牙子上吃盒饭，盘算着下个月的工资从哪儿出，如今公司上了市，老吴却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懂那个坐在长桌尽头的人了，他话越来越少，烟越抽越凶，有一次开完董事会，所有人都走了，他一个人站在落地窗前，背影薄得像一张纸。

“他太累了。”老吴对前来打听消息的各部门经理说，说完自己都觉得这句话轻飘飘的，像一片梧桐叶，落在地上没有声音。

董事长不在的第十四天,公司接到了一个大客户的解约通知，会议室里炸开了锅，七个副总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长桌尽头的那把空椅子，那里没有声音，没有态度，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询问的眼神，空气像是被抽走了一部分，让人呼吸不畅。

深夜十一点,老吴抱着一摞文件去顶楼的董事长办公室，门虚掩着，透出一线昏黄的光，他推开门，看见董事长坐在办公桌后，没开顶灯，只亮着一盏台灯，电脑屏幕幽幽地亮着，照亮了他半张脸，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手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着的烟。

“坐。”董事长说，声音沙哑，像生锈的门轴。

老吴在他对面坐下,把文件放在桌上，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沉默像水一样漫上来，淹没了两把椅子之间的距离。

“你说，”董事长忽然开口，目光落在桌上那盆养了十年的文竹上，“一个人要是走到半山腰，发现前面没路了，后面也回不去了，该怎么办？”

老吴张了张嘴,那些关于战略调整、风险管控的专业术语在舌尖打了个转，又咽了回去，他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夏天，两人蹲在马路牙子上，董事长用筷子敲着空饭盒说：“怕什么，大不了从头再来。”

“那就，”老吴说，“坐下来歇会儿。”

董事长愣了一下,嘴角动了动，算是笑了一下，他把那支没点着的烟放回烟盒，合上电脑，台灯的光把他半边脸的阴影拉得很长，像一座沉默的山。

第二天清晨,小周照例去擦那把椅子，发现围巾不见了，董事长坐在那里，西装笔挺，正在翻一份文件，晨光从落地窗斜斜地打进来，落在他花白的鬓角上，会议室里陆陆续续坐满了人，没有人问这半个月发生了什么，就像没有人问那条围巾去了哪里。

老吴最后一个进来,在惯常的位置坐下，董事长抬起头，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最后停在窗外那棵梧桐树上，秋风吹过，又有几片叶子打着旋儿飘下去。

“各位，”他说，声音不大，却清晰地落在长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从头来过。”

没有人鼓掌,但老吴看见，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挺直了腰，那把椅子不再空了，它承载着一个中年男人所有的疲惫与决心，以及一个公司所有人悬了半个月的目光，窗外的梧桐叶还在落，春天的时候，它们还会再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