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资本通过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教育科技企业，是否涉及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在跨境投融资实务中,一类结构性安排正日益引起监管关注：境外投资者并未直接持有境内企业的股权，而是通过一系列合同安排，对从事特定行业的境内运营实体实施实际控制与利润转移，当标的行业落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禁止或限制类别时，这种安排是否构成对负面清单的规避，便成为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

本文以境外资本通过协议控制境内教育科技企业为分析场景,讨论其是否涉及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的性质：从股权比例限制到实际控制审查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历经多次修订，其监管逻辑已从早期单纯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逐步扩展至对外资实际控制状态的关注，2024年版负面清单虽然在教育领域保留了“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限于中外合作办学，须由中方主导”等表述，但对于非学历教育、教育科技服务等细分领域，清单并未逐项列举。

这就产生了一个解释学上的关键问题：负面清单究竟是采用“形式列举主义”——仅禁止清单明确列出的投资形态，还是采用“实质控制主义”——只要外资通过各种安排取得对清单内业务的实质支配力，即视为落入清单适用范围？

从立法目的看,负面清单制度旨在维护特定领域的经济安全与公共利益，如果允许通过合同安排轻易绕过清单限制，则清单的规范功能将被架空，在监管实践中，审查机关越来越倾向于穿透协议结构，审查最终的控制权归属与经济利益流向。

VIE结构的运作机制及其法律实质

典型的VIE结构通常包含以下合同群：独家购买权协议、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股权质押协议、独家技术咨询与服务协议等，这些合同的共同效果是：境内运营实体的股东虽然名义上持有股权，但其表决权、处置权、收益权均已被境外主体通过合同方式锁定，运营实体的利润以服务费、许可费等形式流向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最终并入境外上市主体合并报表。

从形式上看,境内运营实体仍是内资企业，并未发生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或变更登记，但从法律实质看，合同群已构成对境内运营实体的“准股权控制”——一种不以登记为要件的功能性控制。

问题的核心在于：负面清单所称的“外商投资”，是否仅限于《外商投资法》第二条定义的外商直接投资形态？

《外商投资法》的“其他方式”条款为穿透审查提供了解释空间

《外商投资法》第二条在列举“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取得中国境内企业的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之后，以兜底表述涵盖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项目”以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投资”。

“其他方式”的开放性表述，为将VIE合同安排纳入外商投资审查范围提供了规范入口，国务院在相关配套规则中虽然未明确将VIE列为“其他方式”之一，但“其他方式”并非封闭清单，在具体执法中，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已在多个场合表明对VIE结构“规范存量、审慎增量”的监管态度。

换言之,如果境外投资者通过合同安排取得对负面清单领域境内企业的实际控制权，该等安排完全有可能被监管机关解释为“其他方式的投资”，从而触发负面清单适用。

教育科技企业的特殊性：业务性质决定风险敞口

教育科技企业的业务边界通常较为模糊,一家名义上从事“教育软件开发”或“在线教育技术服务”的企业，其实际运营可能深度介入学科类培训、学历教育辅助、教育内容生产等细分领域，而其中部分领域，如面向义务教育的学科类培训，已被“双减”政策明确禁止资本化运作，外资通过任何形式获取控制性利益均面临极高合规风险。

即便企业仅从事教育信息化工具开发,不直接提供教学内容，若其主要客户为受负面清单保护的学历教育机构，且境外资本通过协议安排深度参与课程体系设计、教学数据管理或招生决策，监管机关仍可能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其实际上介入了清单限制领域。

不能仅以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作为判断依据,而应结合业务实质、收入结构、数据流向、决策机制等因素综合评估。

穿透审查的边界与法律风险识别

对于拟引入境外资本的教育科技企业及投资方而言,评估“是否涉及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不能止步于股权架构层面的形式判断，至少应进行三个层次的法律分析：

第一层是业务甄别,将企业全部业务线逐项拆解，对照负面清单及相关行业监管文件，识别是否存在清单内业务，或者业务实质是否可能被归入清单领域。

第二层是控制权穿透,分析VIE合同群是否赋予境外投资者对运营实体的实质性控制权，包括人事任免、财务决策、重大经营事项审批、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

第三层是执法风险评估,结合企业所处行业的监管动态、地方主管部门的执法口径，以及同类结构的既往处理案例，综合研判被认定为“涉及负面清单”的现实概率。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合同群的设计在纸面上留有充分的内资自主空间，在争议解决或政府调查中，仲裁庭或执法机关仍可能通过“揭开合同面纱”的方式，认定境外投资者的实质控制地位。

结构性合规的路径选择

对于教育科技领域确需引入境外资本的企业,可以考虑以下合规调整路径：

一是业务剥离,将可能与负面清单产生交集的业务板块剥离至独立的境内主体，由内资股东全资持有并独立运营，外资仅投资于不涉及清单限制的技术服务、平台开发等辅助性板块。

二是控制权弱化,若确实需要保留VIE结构，应在合同设计上实质弱化境外主体对境内运营实体的控制强度，例如取消表决权委托、删除独家购买权的强制性触发条件、将服务费用标准固定化以降低利润转移的任意性。

三是切换投资架构,在条件允许时，将VIE结构切换为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办学等法律明确允许的形式，使投资关系回归登记与监管框架之内。

无论选择何种路径,投资者与企业都需要坦诚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当结构设计的目的在于使一项投资“看起来不涉及负面清单”时，这种设计本身就可能成为监管关注的理由。

“是否涉及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这一问题，在协议控制场景下已无法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它是一个需要在业务实质、控制权结构、法律解释、执法动态四个维度之间反复校准的综合判断，对于教育科技领域而言，行业监管与外资准入政策的叠加效应使这一判断更趋复杂，最稳妥的合规策略，不是寻找更精巧的规避结构，而是确保每一项跨境资本安排都能在任何层次的审查面前，经得起“它是否实质上构成了负面清单所禁止的投资”这一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