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赢得未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开放合作仍是历史大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正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更深层次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不仅是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战略选择，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这是一个爬坡过坎、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更实的举措、更强的担当去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核心在于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过去，我们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更多体现在“边境开放”层面，国际经贸竞争已从传统的关税、非关税壁垒，深入到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环境标准、劳工规则等“边境后”领域，唯有主动学习、研究和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才能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中占据有利位置，避免被边缘化，这要求我们加快清理与高标准规则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实现由“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的深刻转变。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关键在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用制度的确定性来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给国内外市场主体以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市场化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壁垒；法治化要求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做到规则公开透明、监管公平公正、司法独立高效；国际化要求我们遵循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规则，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让外资企业在中国能够享受到与本土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最亮眼的“国际名片”，能够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为我所用，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落脚点在于通过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开放与改革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制度型开放必然要求对不适应开放型经济的体制机制进行深刻变革，在服务业开放领域，要逐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推动金融、医疗、教育、电信等现代服务业有序开放，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提升；在数字经济和数据跨境流动领域，要在保障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的前提下，探索建立既符合国际规则又体现中国特色的数据治理体系，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要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侵权违法成本，营造尊重创新、保护创造的浓厚氛围，这些深层次的“自我革命”，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动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制度红利。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自信的姿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这不仅是向世界昭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坚定承诺，更是我们把握发展主动权、赢得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唯有在制度层面与国际高水平规则深度嵌入、良性互动，方能在风高浪急的全球化大潮中，把中国这艘经济巨轮驶向更加广阔的新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