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祖父还在世的时候。夏天，我们坐在老屋的门槛上，望着对面那片被夕阳染成铜色的山坡。他总是用那根磨得发亮的竹烟杆，朝山坡上一点，说，你莫看它现在荒着，早先，那可是‘野村’

野村,这两个字从他缺了牙的嘴里吐出来，带着一种神秘的气息，像在说一个久远的传说，我问他，野村是什么，他不答，只是眯缝着眼，仿佛在看什么我永远看不见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野村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村庄，而是一种记忆，一种刻在土地上的、属于他和他们那一代人的印记。

祖父说,野村就是那些在山野间自生自灭的村落，没有名字，没有路，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田地，房子是用石头和黄土夯起来的，歪歪斜斜地挂在山腰上，像鸟巢，又像蜂巢，屋里住着的人，都是从山外逃来的，逃荒的、逃难的、逃婚的，带着一点种子和一口破锅，就在这里扎了根，他们在石头缝里点玉米，在陡坡上种荞麦，在深夜用木棍敲着空油桶，吓唬那些夜里来袭的野猪。

“那日子苦啊。”祖父说，“可人就跟山上的草一样，给点土，给点水，就能活。”

他眼里有一种光,和那天的夕阳一样，浑浊中透着暖意，他说他年轻时去过一个野村，那还是他当货郎的时候，挑着针头线脑走过一个个寨子，走到一个叫“鹰嘴崖”的地方，天快黑了，还没找到落脚处，正着急，看见半山腰有炊烟，细细的一缕，像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

他顺着羊肠小道爬上去,到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子，七八户人家，散落在一条干涸的溪沟两边，一个老汉坐在石碾上，吧嗒吧嗒抽烟，见他来了，也不问从哪来，只指了指旁边一个半塌的茅棚，说：“住那里吧，里面有火塘子。”

那一夜,他睡在火塘边，火塘里的火是老汉的儿媳妇生起来的，用的是松明子和玉米芯，火苗噼啪作响，照得土墙上的人影摇晃不定，半夜醒来，他听见外面有歌声，很低，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他披衣出去，看见几个女人坐在月光下，一边纳鞋底一边唱歌，唱的什么，他听不懂，只觉得那调子像山脊上的风，呜呜地，吹得人心发酸。

“那歌声，我这辈子忘不了。”祖父说。

他说那歌声像是在哭,又像是在说一个永远说不完的故事，第二天早上，他走的时候，老汉给他装了一布袋新刨的洋芋，他给钱，老汉不要，只摆摆手，说：“出门人，谁没有个难处。”他把一只银镯子塞给老汉家的小孙子，说长大以后娶媳妇用，那孩子缩在门后，也不说话，只用一双黑豆似的眼睛看他，一直看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许多年后,祖父再次路过鹰嘴崖，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村子，没有炊烟，甚至连那条羊肠小道都被野草吞没了，他站在山脚下，望着那片荒芜的山坡，怀疑自己当年是不是做了一场梦。

可他知道那不是梦,手里的银镯子少了一只，那就是证据，那些人，那些歌声，那些在石头缝里生长的玉米和荞麦，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只是他们都走了，就像一阵风吹过山谷，转眼就没了踪影。

祖父去世前,有一天难得清醒，他坐在窗前，忽然对我说：“有一天你写文章，就写野村，写那些没人记得的人，他们活过，在那个地方，用一双手，从石头里抠出过粮食，他们应该被人记着。”

我点头,说不出话来。

我坐在书桌前,想写下那个叫做野村的地方，可我写不出祖父眼里那个真实的世界，我只能用一些模糊的、碎裂的字句，去拼凑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景象：一个没有名字的村庄，一群没有名字的人，一片沉默的山坡。

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草药的苦味，我忽然明白，野村其实一直都在，它不在山上，不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它在祖父的记忆里，在我的记忆里，在每一个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故事里，它是不被人知的人生，是那些被风带走、却依然在某处回响的歌声。

就像祖父说的,给点土，给点水，他们就能活，而现在，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的文字里，活在一个年轻人试图描述的、找不到的野村中。